中国改革30年来,这个解释权还是执政者的,即最高政治权力的掌握者所拥有。也就是说,如果是执政者主导或认可的某些社会改变,它就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转化赋予这种改变为“改革”,而且还可以改变某些具体的法律规定,使之成为法定秩序。而民众自发的某些改变或底层政治人物所推行的某些社会改变,问题就复杂得多。如果民众的压力过大,而又没有触及执政者的底线和基本利益,就有可能被认可,并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。如果民众或底层政治人物的行为触及到了执政者的底线,那这种改变就不会被认可,就会被认为是违法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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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领导者》编者按:近日,澳大利亚驻华大使Geoff Raby (芮捷锐)博士就农村发展等问题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。现将双方的对话整理如下,供研究者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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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这些论调背后的政治思维继续主导政府的施政,正当维权的民众和以保护公民为天职的人民警察还会被迫兵戎相见,还会继续为社会不公、司法不公、政治不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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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,而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;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,而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行动的社会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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